在战争年代，某些部队和干部留在后方并非因其武力不足，而是出于形势的需要。例如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陕北地区作为后方基地，驻扎了一些留守兵团，包括770团、718团，以及警1到警7团等。他们肩负的重任是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安全。
当其他战士奋勇冲锋，在前线拼搏时，这些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则在原地坚守，以防国民党的骚扰，遏制日本军队向陕北的侵袭。像770团团长张才千、718团团长文年生，以及警二团团长周仁杰和警四团团长陈先瑞等，他们在红军时期曾担任过师长，抗战期间转任团长，且在这个职务上任职时间相当久远，而前线同级将领则早已晋升为副旅级或旅职。
比如，张才千在1944年调往豫西前线作战时，从团长升为旅级指挥官。提到周仁杰，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红军第六军团的师长，自1936年抵达陕北后，基本上十年间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。在抗战爆发前，他驻守于三边，到了1939年则转移至陇东的环县和曲子一线，与385旅协同作战，负责西南方向的防卫工作。
留守部队的核心职责包括剿灭土匪武装，防止国军的挑衅，以及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，鼓动群众，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和生产等。从任务的严肃性来看，绝不能掉以轻心，尽管在军事作战的方方面面上，实际战斗并不频繁。
为了进一步提升营以上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，留守兵团开设了军政干部研究班，每期持续半年。许多干部便前往延安学习军事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课程。后方的部队实际上都渴望能上前线作战，当得知自己被留守的消息时，许多指战员心中难免有些不满，尤其是待久了的干部，更是对此心有不坦。对此上级领导实际上已经察觉，毕竟边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要后方，只有后方稳定了，前线的战士才能安心得全力以赴作战。前方需要人才，后方同样也亟需优秀的干部，二者之间的关系亟待妥善处理，而顽固派的敌对活动仍未停止，留守后方的责任显得尤为重大。
展开剩余53%1943年寒冬时分，周仁杰已在警备2团工作了整整六年。此时，留守兵团与晋绥军区的部队合并，成为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。老首长贺老总两次召见他，征询意见，让他担任警一旅副旅长兼警8团团长。
若是周仁杰在前线作战，或许早已升为旅长，但由于后方部队的扩编与减员较慢，他的晋升机会相较于前线的将领而言仍有所差距。在接到提拔的机会时，周仁杰却向老首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：现阶段陕甘宁边区相对和平，战斗较少，恳请离职以前往党校学习，提升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。
对于他的请求，老首长深情地回应说：“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”他指出这几年不见，周仁杰的进步显著，去党校学习这个想法很好。最终他得到了批准，离开警2团，前往党校的第二部第五支部学习。
此后，周仁杰在延安专心学习，直到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前线，担任冀中纵队的旅长。上级命令他带领部队前往承德接收武器，正好赶上了承德保卫战，便决定留下与敌作战。由于1946年1月13日签署了停战协议，此后几个月局势相对平静，纵队的一部分回到冀中，周仁杰所率领的部队则划归冀热察军区，后来又编入东北野战军11纵队，参加冀察热辽及东北的一系列重要战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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